配资首富股票配资网在场|上海表，出海

榆林路200号，上海表业有限公司办公室，墙上挂着一只上海牌时钟。

张冰妮桌上摊开了十几张设计稿。新加坡买家的需求很具体：想要在设计中多融入中国元素。她想了好几个方案，比如，表盘上用老市府大楼建筑轮廓纹样，或是镌刻上海市花白玉兰。这几个方案都被她装进文件夹，奔赴9月初的香港表展。

张冰妮，上海表业总经理助理、品牌业务部总经理，拓展海外业务是她的工作重心之一。在此之前，一笔370只手表的定制订单刚完成交付。买家来自蒙古国戈壁阿尔泰省的汗阿尔泰金矿——海拔2600米，蒙古目前海拔最高的露天矿场。企业成立十周年，想要一枚能讲述十年故事、有分量的中国表作为纪念品。

370只，这对于年产千万只手表的生产线来说似乎“不足挂齿”，但公司总经理张袁说，这370只走了不同的路——“不是放在柜台里等人来买，而是有人翻越山海，找到了我们。”

今年配资首富股票配资网前七个月，上海表的出口订单金额已达数百万元，同比增幅30%，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定制产品。

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，上海表有个记忆里的标签：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，那是“三转一响”里的“一转”。

1958年，上海表A581型上市，每只60元，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。但杨浦区的市三百货顾客盈门，首批量产腕表被一抢而空。

1958年，上海表A581型上市，杨浦区的市三百货顾客盈门。上海表业供图

时代在发展，今天，手表的计时功能属性逐步减弱。“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拓展文化外延，赋予时计更丰富的叙事可能。”上海表业总经理张袁说，过去机芯出海，是藏在别人的表壳里；现在卖上海表，要把“上海”两个字戴在别人手腕上。

去年，上海表“摩登·玉兰”获得“设计界奥斯卡”——美国缪斯设计奖“时尚设计—手表类别”金奖。今年，上海表“复兴·外滩之声”摘得缪斯“时尚设计—手表类别”最高荣誉铂金奖。

“复兴·外滩之声”摘得缪斯“时尚设计—手表类别”最高荣誉铂金奖。叶辰亮摄

“表走得准，就不怕”

位于上海表业有限公司三楼的装备车间，头顶一排大功率日光灯常年黑着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只有工作台上几盏旧台灯亮着光。台面上铺着深色桌垫，齿轮、螺丝、游丝、摆轮散落其间，有些得用镊子尖夹起来，凑近台灯的光才能看清齿形。

公司制造部副部长、“上海工匠”李文侠坐在灯下，头上戴着寸镜。寸镜，是钟表行业里的地道叫法，名字源于其焦距很短，大约只有一寸，使用时需要把东西凑得很近才能看清。40多年了，那些高端定制手表，必须从李文侠手头检验通过，才算“过了”。

公司制造部副部长、“上海工匠”李文侠手稳、眼毒。叶辰亮摄

58岁的李文侠中等个头，肩膀宽厚，手掌也大。可那双手一贴近工作台，就忽然变得极轻极稳。他捏起一枚还没米粒大的摆轮轴，镊尖贴着台面微微倾斜，轴尖在灯光里一闪，他用指腹捻了捻。身边人夸他手稳、眼毒，他不谦虚，呵呵笑着应下。当年技校同学说他“天生吃这碗饭”，他也是这样笑，转身又趴回工位上去磨游丝。

李文侠10岁那年，父亲过世，留给他的唯一遗物是一块老上海牌手表。他趁母亲不在，拿小刀把后盖撬开，齿轮、发条、摆轮一一拆下来，装不回去了。母亲没扔，也没骂他。

“我就想要学这个，装回去。”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上海手表厂工人检查手表机芯。采访对象供图

他在上海手表厂技校读了三年，毕业那年考等级。同学们大多为三级，他考过了四级。工资每月比别人多九元钱—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九块钱能在食堂吃半个月小炒。“四级工的手，装配一只统一机芯表，比三级工少返工两次。”

技校毕业那年，他把那块曾被他拆了的表装回去、修好了。

上海表，曾有过风光的年代。

上海表A581型

1965年年产量突破100万只，全国每四个戴手表的人里有一个戴着上海表。计划经济年代，有钱也未必买得到上海表。“那个时候，评上先进，奖励的是一张买手表的券，攥在手里比拿到年终奖还烫手。”到了1994年，上海手表厂一年共卖出1.2亿只手表。

上世纪60年代上海手表厂正在生产首款潜水表时的情景，工人正在进行手表的防水性能试验。采访对象供图

李文侠爱人也是厂里的，做零件保管员。当年，丈母娘本想找个大学生当女婿，但看他胜在工作好——每个月比大学生还多十几元奖金，也就点了头。

变化，来得比预想快。

改革开放后，外国机械表和电子表纷纷涌入，1999年，上海手表厂无奈宣布破产，随后股份制改制，成为上海表业股份有限公司。厂区从鼎盛时期的3000人缩减为300人，原先那拨老师傅走的走、退的退。

李文侠留了下来。

2000年，改制后的上海表业机芯团队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捏把汗的决定：攻克“表中之王”——陀飞轮。这是瑞士、德国表业的看家本领，其他国家少有人敢挑战做出来。陀飞轮的原理是把整个擒纵调速结构组合在一个旋转框架里，以一定速度自转，抵消地心引力对走时精度的影响。装置里有70多个精密零件，全部手工组装，整体重量不超过0.4克——相当于一片天鹅羽毛。所有零件要在一元硬币大小的框架里找位置，齿轮间隙靠手感调，不能用任何测量工具。

车间里没有图纸，没有参考样机。几个老师傅围着一张工作台，先做框架。直径不到两厘米的钢圈，要掏空、打孔、磨出齿槽，偏一点就废。前前后后做了2000套，都失败了。焊点裂了，框架变形，孔位对不上。

框架做成了，还有齿轮咬合，70多个零件，多一微米卡死，少一微米空转。装一次，拆一次，再装……

就这样反反复复磨了近5年时间，终于成功了。此后，“上海”牌机芯开始大量出口海外。

也是2015年，Apple Watch进入中国市场。智能手表带来一道新考题：手表如果不再只是用来看时间，那传统机械表还剩下什么？

身边的老同事，不少下海做生意。当年技校同班40多人，现在还干这一行的，只剩下两个。

李文侠回忆起同学聚会的场景，大家拍拍他肩膀打趣：“你能坚持到现在？”

他却很笃定：“表走得准，就不怕。”

“卖上海制造的成表，才是上海的腔调”

2019年，复星旗下豫园股份收购了上海表业。

要不要转型？厂里有过一番争论。

李文侠回忆说，很多跟了他二十多年的老技工都不乐意：“代工贴牌稳赚不赔，一年几百万的订单，说不做就不做了？”但主张转型改革的人说：“瑞士表卖的是‘瑞士制造’的传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卖‘上海制造’的成表，那才是我们上海的腔调！”

李文侠当时没说话，但他想起父亲留给他的那块手表。他觉得，有些东西不能只看眼前是否走得通。

之后几年间，几经权衡，上海表业尝试回归自主品牌成表研发之路。白玉兰、九曲桥、外滩建筑轮廓等海派文化意象，逐渐“落进”表盘。

2025年，孟文博来了。他是现任上海表业副董事长，山东人，却花了很多心思调研上海表和上海这座城市。他此前在商业平台上为手工匠人搭建过销售渠道，琢磨的都是怎么把东西卖出去。到了上海表业，却发现要解决的问题是：手机都能看时间了，要表做什么？

上海表业副董事长孟文博，花了很多心思调研上海表和上海这座城市。叶辰亮摄

他和李文侠出去做手表公益维修时，遇到过一个女孩。

女孩拿来一块老上海表，表盘泛黄，表带断了，时间永远停在10:10。她说，这块表是外公留给妈妈的，妈妈后来又送给了她。妈妈告诉她，那是自己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，外公把表戴在她手腕上，说了一句：“以后时间都是你自己的了。”

女孩想修好它。有些旧物停驻的不仅是时间，更是某个人生刻度。孟文博把这件事记了很久。

“手表，卖的是‘那一刻’。”

2026年5月27日，上海表做了一个大胆决定：启动“高端定制出海”战略。不放弃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，但制表工坊模式与之并行——如果有需要，每一块表都可以按客人的故事来设计。还可嵌入非遗的金雕、珐琅、大漆，虽然生产周期长，成本高，但每一块都是独一份的。

技术也要跟上。那间“黑灯实验室”里，李文侠对着一枚立体陀飞轮的样机调校。横竖两根垂直交叉的轴心，一套齿轮系统同时驱动两组飞轮架独立运转，全世界能做到的只有瑞士、德国和中国。两套齿轮组互不干涉，还要分配均匀动力，传动链长度是普通陀飞轮的两倍以上。整个球体直径仅10毫米左右，一枚硬币大小，狭小空腔内要塞下两套传动齿轮、擒纵叉、摆轮、双层支架、多组宝石。装配顺序不可逆，装错一个零件，必须全部拆了重来。单只立体陀飞轮，资深制表工匠组装、调校需要7到10天。

比陀飞轮更难的，是三问。

一块三问表（又称三簧表，是高级制表三大经典复杂功能“三问、陀飞轮、万年历”之一，可分别报小时、刻钟、分钟，靠机械敲击音簧发声）零件超过400个。触发拨杆一按，瞬间联动上百个微型齿轮读取当前时分，再驱动音锤敲击。任何齿轮错位，报出来的时间就是错的。制表师要反复打磨音锤重量、音簧张力、敲击角度，直到声音通透而不刺耳——没有任何仪器能替代耳朵的判断。

在“黑灯实验室”，上百枚崭新的陀飞轮自如地旋转着。

有国际友人来参观，好奇问：“这个，能做多少？”

李文侠让人翻译：“客人要多少，我们就尽力做多少。”

“让老外主动选择一块中国表，那才叫出海”

“目前，海外市场的增速是国内市场的两到三倍。如果只是把表卖给海外华人，那叫出口；要让老外主动选择一块中国表，那才叫出海。”

“复兴·外滩之声”摘得缪斯“时尚设计—手表类别”最高荣誉铂金奖

孟文博在小红书上留意到一位生活在上海的英国艺术家——安迈特（Matt Anderson）。约他来厂里聊的那天，他特意叫上了李文侠。“你来看看，他在表盘上画的东西，能不能装进我们的壳子里。”如今，安迈特成了上海表的合作画家，作品将于今年9月发布。

安迈特的绘画生涯始于15岁，那时他喜欢给金属玩具士兵和玩具龙上色，“我对涂色的兴趣远大于玩游戏本身。”这种对细节的专注也伴随着成长，后来他自学油画，持续了近20年。

英国艺术家——安迈特（Matt Anderson），王宛艺摄

两年前，他开始在表盘上作画，在社交媒体上反响热烈。他收藏了一些破损、老旧、被遗弃的腕表，而表盘变成了小小的画布。

他回忆，自己绘制的第二块表盘就是上海表，“上海成了我的家，我收集了很多老上海表。人们结婚时买表，孩子出生时买表，把手表传给下一代，这承载着记忆，像一个伙伴。”

安迈特使用的画笔是美甲用的细笔，得配合显微镜工作。表盘面积约6平方厘米，实际可作画的空间只有2平方厘米左右。“这么小的地方要讲故事，必须非常清晰，每一笔都要有深意，这是极大的挑战，但也充满乐趣。”

安迈特的作品中常出现上海元素。他家就住南昌路的老式里弄，绿树成荫，邻居们年纪比他大，告诉他未曾经历的过往，这些传统和人情味带给他很多灵感。

英国艺术家——安迈特（Matt Anderson）的作品，王宛艺摄

他也在尝试学习中国画的哲学，比如留白、极简、少笔触，同时也从西方视角出发，将一种文化的象征用另一种文化的风格呈现。“我爱龙的图案，我在不断探索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张力。”

安迈特的客户中外参半。外国客人常想用腕表记录他们在中国的美好时光，离开时带走一份回忆；中国客人则更多希望表达个人的性格或爱好。

李文侠英语有限，没能和安迈特有过深入交谈。但他能感觉到，这个英国人看上海表时的眼神，不一样。

过去解决了“有没有”，今天要定义“好不好”

2021年，上海表线下渠道客单价1200元；到了2025年，成了3600元，销量也在涨。

“一方面，是物价涨了，手表质量也更好了；另外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，‘上海’两个字分量越来越重了。”

但新问题随之而来，品牌在当地如何推广，产品如何匹配国际化市场的需求？

张袁的解法是：首先要让消费者，特别是海外消费者知道，上海表是一个专业的制表品牌，而不光光是城市纪念品。71年的历史里，上海表在专业制表领域有很多突破和成绩。品牌出海的第一步，就是把技术底牌亮出来。

又比如，创新如何赢得市场，也不丢失自己的风格？

孟文博桌上摆着三只手表，风格完全不同。最经典的那只复刻了上海表历史上第一只试制样品，造型儒雅。旁边那只整体偏运动，上市时间大约在2022年——那时上海表刚启动品牌焕新，团队希望用运动感让品牌快速年轻化。

运动款当时卖得不错。但孟文博却坚持把它停产了。

“这是块好手表，但并不是一块好的上海牌手表。”原因是，它和上海表最早的那些经典产品差距太大了。“如果我们只顾得上讨好客户的设计，但这个设计和我们一脉相承的基因没有太多关联，那三年五年后我们该坚持什么？”

出海一年多，上海表目前以东南亚市场为主，线上也开始覆盖全球。眼下，在上海表业渐渐有了共识：品牌认知和技术创新是根基。

第一步，梳理品牌故事，加强品牌在消费者中的认知力。第二步是不断优化迭代——基于优势技术和独特创新，结合当地市场的反馈和偏好，打造更多适应海外市场的产品。

团队有一个小目标：用三到五年时间，让海外营收规模与国内市场相当。

记者在上海表南京西路旗舰店里遇到米莲娜（Mylene），一个生活在上海的法国姑娘。她是唱中文老歌的歌手，也是专注传播上海本地文化的博主。她给自己的标签：是个对上海“一见钟情”的外国人。

法国姑娘米莲娜，王宛艺摄

她的先生是中国人，公公早年一直戴块上海表。嫁过来之后，先生指着街边的表行跟她说，这个牌子跟城市同名。米莲娜开始留意上海表。当从法国来的朋友逛了一整天后，问她在上海该买什么纪念品，她想了想，把他们领进了上海表旗舰店。

朋友拿起一块块腕表，翻来覆去看了很久，最后买下了那块和一大文创联名的“71表”：秒针末端的红星划过印有“1921”与“七一”时标的表盘。因为当天上午，他们刚去过中共一大纪念馆。

眼下，经过李文侠手的个性化手表，越来越多走向海外。儿子李珄开始打趣老爸：“与国际接轨了。”

今年4月24日，李文侠参与装配的、一块复刻了钱学森院士生前长期佩戴的上海表发布，以此纪念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，也纪念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。李珄是交大校友，他没跟父亲说，自己掏钱在网上平台买了表，悄悄寄回了家。

李文侠收到表，一句话没说。第二天把表戴在了手腕上。

徒弟李玲跟着李文侠学手表装配23年，自己也已经是制造部主管。她说，师傅很乐意跟徒弟们说说以前的事。说起1955年，上海表初创时的58人试制小组，没有经验，没有设备，就自己画图纸做小铣床；没有材料，就用绣花针磨成微型钻头，口琴簧片做轮片，将阳伞骨和自行车的钢丝变成轴头和螺丝。盛夏酷暑，夜以继日，当年9月26日，中国第一款长三针17钻机械细马手表走起来了。

李文侠说，“总会有人记得”。他说，过去，我们把上海牌手表卖到全国，解决了“有没有”；现在，我们把上海牌手表定制给世界，是想争口气，定义“好不好”。